电话响得突然，像块石头砸进村委会安静的午后。

　　“王局长！鱼塘……还是没动！”申请执行人老李的声音压着火气，又透着一股子疲惫，“九年了啊，朱某连塘边那棵老柳树都快养熟了，可集体的地，咋就收不回来？”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王丽丽没多问，只回了一句：“我在路上了。”

　　车拐进禄丰市碧城镇的山坳时，天刚放晴。三十亩鱼塘躺在坡下，水面浮着细碎金光，增氧机“嗡——嗡——”地喘着气，像一个不肯停歇的老伙计。塘埂上蹲着个黝黑汉子，裤脚卷到小腿肚，手里捏着半截烟，眼神里全是防备，这是被执行人朱某。

　　“法院的？来了也没用。”他头都没抬，烟灰簌簌掉进泥里，“现在清塘？几万斤花鲢、白鲢全得贱卖！二十万打水漂，你赔？”

　　王丽丽没接话，也没掏执行裁定书。她弯腰，掬了一捧水，凑近闻了闻，又摊开掌心让阳光照着看：“水挺活，藻相也好……这塘，您是真用心养了。”

　　朱某一怔，烟头在指间顿了顿。

　　“我爹以前也搭过鱼棚养过鱼。”她声音不高，却把风声都压住了，“记得有年暴雨，半夜增氧机跳闸，他赤脚踩着烂泥跑了三里地去拉电闸——回来时鞋都陷在泥里，光着脚走回来的。”

　　朱某低头踢了踢塘边一块被磨得发亮的青石，喉结动了动，没说话。可那点硬壳，到底松了一道缝。

　　其实案子不复杂：2005年签的租约，2015年到期；之后拖了整整九年，村里反复催，调解书白纸黑字写着“2024年8月31日前腾退”。但法律条文写得再清楚，也写不出塘底那一网网沉甸甸的生计。

　　返程路上，王丽丽的手机几乎没歇过。先给市农业局水产站打了三个电话，问低温捕捞会不会伤鱼、有没有应急暂养方案；又翻出通讯录，挨个儿问做水产生意的老同学：“老张，最近鲈鱼走量大不大？……花鲢？行，我拍几张实拍图发你。”晚上七点，她坐在村委会小会议室里，笔记本摊开，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捕捞周期、暂存成本、运输损耗、买家预估价……还有朱某妻子悄悄塞给她的一页纸——手写的饲料支出单，一笔笔，从2016年记到2024年7月。

　　第二天村民会，有人拍桌子：“法院还讲不讲效率？”也有人叹气：“他当年租金才八百一亩，修塘、买设备、贷款……哪一样不是拿命扛？”

　　王丽丽没急着表态，只是把一张A4纸推到桌中央：那是她手绘的“分批捕捞时间表”，标注着天气、鱼情、收购档期，还有一行小字：“建议宽限至10月15日，村委会协助对接三家收购商，法院协调物流车辆两台。”

　　会场静了几秒。老李搓了搓手，终于点头：“……听王局的。”

　　后来那二十天，王丽丽成了鱼塘的“编外塘主”。她带着年轻干警蹲在塘边数鱼群走向，帮朱某核对每一批鱼的称重单；有次暴雨突至，她蹚着齐膝深的水去关增氧机配电箱，回来时裤管灌满泥浆，鞋里全是沙。朱某媳妇红着眼递来热姜茶，她接过来喝了一口，说：“嫂子，合同范本我改好了，下回租塘，咱们把‘不可抗力’和‘退出补偿’都写进去。”

　　真正签字那天，是第七次上门。雨丝斜斜地飘，王丽丽站在檐下，头发梢滴着水。朱某盯着她看了好久，忽然转身进屋，拿出那把锈迹斑斑的旧钥匙——就是当年签合同时，村支书亲手交给他的那把。

　　2024年10月9日，秋阳温厚。最后一网鱼起水，银鳞在光下翻跃如浪；最后一处网箱拆净，塘面终于开阔如初。朱某把钥匙放进老李掌心，两人没说话，只是用力握了握，手背上青筋微凸。

　　人群里孩子追着空鱼篓跑，笑声脆生生的。王丽丽退到一棵香樟树后，掏出手机回了一条信息：“老张，明天第一批鱼准时发车，谢谢。”

　　回程路上，书记员小声问：“王局，这种案子，按流程贴个公告、请村委会见证，三天就能结案……您图啥？”

　　她望着窗外掠过的稻田和远山，笑了笑：“图啥？图老百姓往后提起法院，不说‘冷冰冰的公章’，而说‘王法官来过，水没凉’。”

　　作为执行局的带头人，王丽丽推行“执前纠纷化解”模式，深化“法院+网格员”联动机制，让执行力量延伸到基层最前线。任职以来，她个人承办案件700余件，带领团队执结案件超7600件，执行到位金额达3亿元。

　　执行，从来不是把门锁上，而是把路铺平。那池春水能映天光云影，也能照见人心褶皱。而她愿意一直守着这池水，不掀浪，只润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