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读书，修身养性，知史明理，辨识规律。
2024年新年伊始，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作为“新年第一课”首次提出，意味深长。当我们从货币和金融的视角去审视古往今来的社会变迁，或能管窥金融强国建设的路径，并能从中，深悟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精髓要义。
2024年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中新网、云南网、《滇云艺海》微信公众号联合推出系列专栏“货币云南史”，从《货币秘密 云南金融往事》一书中，一起品读货币边疆三千年里，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货币云南史│一枚钱币窥见历代王朝兴衰
中新网云南新闻4月23日电(陈保邦)谁能想到，随海浪漂泊的小小海贝，会在洪荒时代被古印度人捡拾，作为装饰品点缀于胸前和头饰，后又被带到集市，成为用于交换的货币，并跨过恒河、印度河，从蜀身毒道慢慢流进东方中国，虽属蛮荒之地、远离中原王朝和海贝故乡大海的云南，因此很早便把印度海贝作为货币使用。海贝是古滇国的财富，谁拥有海贝，谁便占有财富。
从考古证据推断，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普遍作为货币，成为贵族储藏的财富。若考虑海贝流入西南边疆且成为货币尚有一段漫长的文化习惯过程，贝币极有可能在距今三千年的夏商周时代便开始从印度经蜀身毒道流入了古滇国……
考古发现：在云南流通2100多年的货币竟然是海贝
晋宁石寨山旧称鲸鱼山，古代滇池水位尚未下降时，犹如一头浮出水面的鲸鱼。今天，这座石灰岩堆积成的山丘，高出滇池水面约30米，在“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风景中，它像一尾鱼飞跃在浩荡碧波的滇池之岸。
谁也不曾想到，这座山丘竟会是古滇王城的遗址。1956年11月，云南考古队先后在此发掘出方型黄金铸造的“滇王之印”、青铜贮贝器、黄金、玉器和贝币等文物，表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古滇国曾经真实存在。
1972年，云南考古队在江川李家山再次考古，发掘出古滇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600多公斤贝币。这些贝币，默默诉说着云南以贝为币的沧桑历史。
李家山位于江川县星云湖北岸早街村后一座100余米高的山丘。这里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古滇国王族终老的风水宝地。从高山俯瞰，李家山仿佛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鹏，贵族的墓葬群大都分布于鸟背、鸟翅两边的山坡。而从远方仰望，李家山又像一块隆起的金元宝，稳重地置放于群山之间、湖水之畔。每当朝霞和夕阳射来，圆润的山峦仿佛一顶皇冠，镀满黄金的色泽，闪着金色的光芒。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打开雍容华丽的古墓，青铜牛虎铜案和一尊尊盛满海贝的青铜贮贝器被发掘出来。这些青铜贮贝器大致可分为桶形、束腰筒状形、铜鼓形等不同形状。古滇人设计铸造的这些青铜贮贝器在世界考古史上极为罕见，是古滇国王侯贵族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这些从印度洋来的贝币是古滇国通过长途国际贸易得到的。贝币，于深处内陆的古滇国来说，美丽稀奇，如黄金、玉石般宝贵。为了存放如此贵重的货币，古滇国专门用青铜铸造了珍贵的贮贝器。
在江川县李家山和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中，先后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兵器五千多件，出土10余万枚贝币。专家鉴定，这些贝币为印度洋中的黄宝螺和金环宝螺。
彼时，古滇国尚无文字，甲骨文也未传入，聪明的古滇人就在青铜贮贝器的顶部雕铸各种立体的人物、动物、战争、祭祀场面，意图记录和展示古滇国的社会生活场景。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在一片出土的“刻纹铜片”上，清晰地记录下西汉时期贝币的价值：约10个贝币可以交换一只虎。可见贝币的价值是何等坚挺，古滇国的贵族是何等富有，亦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蜀身毒道已经从四川通达云南连接南亚缅甸、印度。
这一考古发现，令人惊叹不已，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边疆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无论青铜贮贝器上铸造的场面是战争，是生产，还是祭祀，都表现出古滇人对农业、畜牧业的重视，对大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崇拜，亦表明青铜贮贝器不仅仅是财富，还是古滇国王权的象征。
在四川三星堆遗址，也曾惊人地发掘出几百枚与云南几乎高度契合、同样来自印度洋的贝币。这些贝币与殷墟出土的贝币同属公元前1100多年的商代，要比云南早300多年。这些贝币最大可能是经云南的蜀身毒道而来的。若这一推理成立，那么贝币流进西南边疆的历史便可以往前推进，达到三千多年。
史料记载，元朝、明朝时期，贝币在云南民族地区盛行，普遍作为货币使用，用作财富储藏。建水县档案馆藏的地方志详细记载了明代中期，临安(今建水)的民族土司向官府纳贡必须使用贝币的文字记录。从中我们得知，明代的临安(今建水)集市，房屋、土地、牛马买卖等大额商品交易使用白银结算，而购买盐巴辣子、吃过桥米线、烧豆腐等小额零星开支则普遍用贝币或铜钱。在临安的繁华闹市，已经诞生类似非银行金融机构，专门负责金银、贝币、铜钱之间的货币兑换业务。商人用贝币兑换金银，又以金银或其他商品去缅甸、印度购进海贝，供应货币市场。
明朝嘉靖以后，随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地主出现，土地房产交易频现，客观上需要价值高的货币出现。贝币由于天生价值低廉，逐渐不能适应商品交换发展扩张的需要，逐步走向衰落。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商船强势进入东南亚、南亚，开始用白银从事商贸交易，古老的海贝贸易逐渐被白银取代，曾经流向云南的海贝来源逐渐减少以至断绝，加速了贝币退出流通领域。
明末，张献忠的大西农民起义军进入云南后，推出“废贝行钱”的币制改革，利用东川府的铜矿铸造“大顺通宝”铜钱取代贝币。从此，贝币逐步退出，结束其在云南二千多年流通的历史，直到东川府宝云铸钱局正式成立，云南全境才彻底摆脱贝币对经济发展的束缚。
云南“以贝为币”的历史长达2100多年，与中原地区使用贝币1000多年相比，显得悠久、复杂、奇怪，甚至不可思议。贝币在西南边疆的长存、长用的特殊现象，在中国金融史，乃至世界金融史上极为罕见。
“钱都”会泽：清朝铜钱的半壁江山
从秦朝开始，青铜铸造的铜钱成为中国的法定货币。在漫长的中国货币史中，铜钱制造得最多，使用时间最长。铜钱圆圆的形状代表天，中间的四方孔洞代表地。它不仅是货币，还是皇权意志的体现。外圆内方的铜钱，代表君临天下、皇权至上。钱流到哪里，皇权统治下的天地就通达哪里。
钱之为体，有乾有坤。谁也不曾料到，一枚被明朝嘉靖皇帝赋予无上皇权的大铜钱，会在1555年的某一天来到遥远的西南边疆，走上神龛，成为万世景仰的“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旋转乾坤，撼天动地，改变未来。
当这枚硕大的铜钱从高温熔化后通红的铜水中倾泻而出时，诞生在东川府会泽县的一座铸钱局，沉睡的云南高原被惊醒，数千公里之遥的北京皇城也被惊动。
这枚大铜钱为嘉靖通宝年号钱，重41.50千克、直径57.80厘米、穿孔径10.24厘米、厚3.70厘米。至今，它仍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孔方兄”。
从此，云南的先民们把这枚铜钱当作神灵，高高挂在铸钱局的门上，逢年过节，烧香祭拜。人们相信，只要虔诚地向这枚大铜钱顶礼膜拜，磕下三个响头，一生就能衣食无忧、财源滚滚，尽享荣华富贵。
大铜钱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唯皇权才知、普通人不晓的金融秘密……
深受倭患因扰的大明王朝，到了嘉靖年间国库越来越空。明朝施行银本位制，同时流通的还有铜钱。充实国库的办法莫过于提高银的产量，但白银主要依赖外贸顺差从国外取得，国内受储量与产能限制，短时间内不可能增加，于是嘉靖皇帝便把目光投向了云南，投向东川府丰富的铜资源上。
云南冶铜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商朝晚期，汉武帝时期在今天的会泽设堂琅县，管辖铜资源丰富的会泽、东川、巧家与四川会东、会理等地，于是堂琅铜成为滇铜的代表，进入华夏大地。
“钱币，国之重器也！”嘉靖皇帝决定：在会泽设铸钱局，专职铸造朝廷急需的铜钱。于是，会泽由“铜都”华丽转身，正式步入“钱都”的辉煌殿堂，源源不断的铜钱从云南输入北京，明朝钱荒缓解。
清军的铁骑征服明朝后，沿袭银本位货币制度，但白银供给不足，铜钱则私铸盛行，前朝旧钱横行，陷入财政危机的清朝政府，又引爆了一个新雷区——铜荒。
自康熙以来，清政府陆续在云南的昆明、大理、沾益、建水、蒙自开设钱局，拥有丰富铜矿资源的会泽，除供应京城钱局与地方钱局用铜，每年还有节余。与此同时，陕西却出现了通货紧缩，在会泽开设铸钱局、以货币政策调控陕西通货危机就成为必然。
产铜日盛的东川府会泽县，成为了八省办运京铜的原料供应地。但每年办运600万斤，运输线路难以满足，金沙江水道应运而生。但几十年不变的官定收铜价，使矿民收益越来越小，成本支出也越来越高，当地官员上书请求新增一个铸钱局，乾隆皇帝同意，会泽迎来了铸钱的高光时代：一府同时拥有两个铸钱局。这样的铸钱规模，除了当时的北京，也只有滇东北的会泽。
在会泽两个铸钱局的加持下，源源不断的铜钱从云南输入北京，清朝结束国库亏空的日子，迎来真正的“康乾盛世”。乾隆皇帝高兴地大笔一挥，为会泽送来了金字御笔匾额——灵裕九圜。
铜钱改变了会泽，也改变了云南。云南俨然成为大清帝国的货币发行中心，2/3的铜钱来自这里，还催生了兼销铺、银铺等近代金融机构的出现，银钱交易在这里寻到了沃土。
洋务运动时期，云南官员唐炯致力于云铜、云锡两个矿厂的发展，尤其是东川矿务股份公司的成立，推动了云南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程。
纸币的出现，结束了传承二千多年的铜钱货币制度。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会泽褪下“盛世钱都”的外衣，在云南货币金融史上画上了一个句号，而由它牵出的云南近现代金融史、经济史和贸易史，则不应该被遗忘。(完)
作者：陈保邦
中国金融作协理事，中国农业银行作协副主席，云南金融作家协会主席、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理性从事金融，感性慢游文化，出版《货币秘密：云南金融往事》《金融中的文化》《秘境茶踪：临沧的芳芳》等作品，目前正在创作《货币边疆三千年》，深度展示三千年来货币的跌宕演变及其在中国边疆迸发出的智慧力量是如何改变着国家疆域大小、民族走向，精彩讲述那些智慧与无奈、热血与冷泪、自强与屈辱交织的金融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