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往苏北的告别》入围本届大益文学双年奖，你的心情如何？
这个消息太好了。作家一方面默默地写作，另一方面也需要获得鼓励，人脆弱时，有个友人肯定就可以支撑下去，更何况，有中国民间第一文学的大益文学如此盛情的支持，这就强大了。没有大益文学，也没有《前往苏北的告别》。我想，我的作品在主流杂志上是不被看好的，哈。套路不对。我总是说，像卡夫卡那样的小说，中国哪个主流杂志愿意发表它呢？前不久翻了几本主流文学杂志，还是读不下去。语言吸引不了我，我认为它们太俗气了，好吧，也许这是我的个人趣味问题。所以你看，有大益文学，真是太好了。有双年奖，就更好了。
2、如果您获奖了，您打算用奖金来做什么？
哈，我明年退休，我想在附近租一间二十到三十平米的办公室安静地写作。我不知道奖金会有多少啊。如果奖金足够多，就可以到欧洲一些小镇走走。拜这个时代工业与信息发达所赐，当代人不需要太多的钱，就可以走向世界，叠加人生经历，更切近地理解人类历史上那些超级人群话语的寓意。现场，哪怕不是历史的真实现场，也还是截然不同，非同凡响啊。
3、你觉得文学对我们当下的世界有什么价值？
世界不是“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人，由人的视觉观看、听觉聆听的主观世界，说到底它是人的激情与知识构筑的一个虚构体，而人嘛，各各不同。大部分的国人不需要文学，这一方面是文学本身弱化了，力量不足，见地有限，表现有限，另一方面，则是人心灵的普遍急功近利所致。我读博士时，为同学不读文学作品感到不可理喻。他们太工具化了。好像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论文和职称，说到底，是为了钱，人当然离不开钱，不过就目的而论，如果博士是为了钱而学习而写论文，其实是自取其辱。
人需要从文学那边获得经验、见识、安慰和惊奇，就是越过生活线上的东西。文学当然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比如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生物(化)学的、遗传学的、天体物理的、人工智能的、历史学的、地质学的，都试图为我们提供了解答，文学就必须开拓新的不为人知或人习而不知的空间，在亘古不变的人性与变幻多端的行动之间开辟表达向度。文学提供的直觉，有时要比哲学更加多义而精微，人们从《等待戈多》那里获得的感悟要比从《存在与时间》那里得到的更多，后者是视线，而前者则是圆球，它越滚越大，引力越强。
因此，不是文学对世界有什么价值，而是文学对人有什么价值。德国每1.7万人就有一家书店，人均阅读量据说是45本，我想这是因为心灵有此种需求的结果，也就是说近八千万人口的德国为当今世界做出的工业与文化贡献，离不开这个氛围。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不会有这样的阅读氛围。这是伯恩哈德、汉德克的德语世界。我们读着、写着，以此来告慰、激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而那些了不起的文学，总能引领我们避开平庸和低地一样的人生，或者切开生命的真相，令我们更加勇敢和审美地进入生活。没有文学，人内在的不论贫富的高贵、精妙、愤怒，就无从见识与知晓，无从召唤和现身，这样的世界多么可怕。我们需要大量有勇气又精妙的文学作品，向读者固有的阅读习惯挑战的作品。
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最大的一部分来自于艺术作品，其中文学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试想，一个不读文学作品的人，他是无法理解他人的真实想法，只是将对方当作一种交换对象而已。我们人所以冷漠，就是因为文学作品读得少，共情能力差所致。优秀的文学作品让我们共情，而且，让我们洞察自己和他人的隐微之处，让我们更加果敢和丰富，更理解人性的弱点和优势。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哲学只认识外部世界，反省固然存在，但缺少猜想的成分。猜想不是确证，猜想需要新的猜想，而猜想本身即是人类自身的产物。可是在弗洛伊德之前，以司汤达为代表的心理小说，已经开始迈向人类心灵的无边深处。哲学家数学家不太相信弗洛伊德的理论，可是他读了康拉德的小说却完全折服，因为他从康拉德的小说中更加直观地理解了作为变幻多端的深渊似的人。
退一步，以弗洛伊德伟大的黑暗理论，人类社会应当为自己设定各种危害最小的方式来满足本我，不论是白日梦、电影、戏剧、绘画、音乐、各类文化活动，以及文学。文学的样式越多，本我的游走道路就越多，对显性的社会危害当然就会减少。热内就是很好的例子不是嘛，这对他自己，以及对对他好奇的人、相似的人，都是福音。文学是绝好的代偿方式，它传播最广、成本最低、技巧无限，人的黑暗力量可以从此转化为有益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暴躁的米开朗基罗如果不是被艺术创作吸引，他也许会是一个杀人犯，哈。
4、你怎样看待与你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比如入围本届大益文学双年奖的作家和作品？
这么说来，大益文学《呼唤》那期的作品都很优秀啊，你看，《分手前》《中南新邨》《欢乐宾馆》《前往苏北的告别》，都在其中啊。大家写得都很棒，各有千秋。赵彦的那篇散文，我读得津津有味，也许我读的散文比较少，但它确实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令我开颜的散文。那是她的亲身经历，而亲身经历其实只是一个酵母，重要的是表述，表述要胜过事实，才能回到语言本身，回到我的身体之内。唯有表述，才为实有，没有表述的伟大战争，最后也要化为虚无，反之一个玛德莱娜的蛋糕、教堂的某次钟声，却获得了人类世界的永恒。赵彦的语言个性独到，观察敏锐，幽默宽厚，异国风味扑面而来，让一个西班牙作家写那些场景和人物是写不出那种感觉来的，她正好在那个时段，就是对他国人物新鲜感并未消失，同时观察力的敏锐和经验又恰到成熟，才有这样活泼多彩的西班牙画卷。《寂寞沙洲冷》里人的琐碎，让人想起契诃夫的小说中的悲哀。拉蒙·迪亚斯·埃特罗维奇小说《灵魂栖息的地方》是叫人想读多遍的小说，不是因为它的言外之意需要多加体会，而是那种语调既是主观的，也像是一部色彩斑斓纪录片，而这种叙述张力非常迷人。《欢乐宾馆》里的主人公与我刚写好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有病历学上的一点点相似，这让我格外亲切。《分手前》也挺有趣，小说围绕一个神秘的并不直接描述的“它”展开。“它”威胁家庭和婚姻。作品试图把它模糊地描述成一个东西，其实“它”就是焦虑、恐惧和不安。叙述风趣多姿，很有喜剧色彩。《呼唤》这一集中的一篇小说《果戈里的妻子》我挺喜欢，高妙，我想为什么没有参加此次评奖，翻开一看，原来作者已经去世。
散文和诗歌写作不是我的专长，恕我不敢妄加评论。
5、你是60后，现在80后，90后，乃至00后更容易博得关注和赞许，对此，你怎么看？和年轻作家相比，你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80、90、00后作家获得关注和赞许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因为读者大部分集中在他们这个年龄段上。天才出少年，多么可喜可贺。我也有过青春年少之时，如果那时有年纪相当的作家写出我的心声，我也会欣喜若狂。
电影市场似乎也是这样。甚至可以说小镇青年支撑起了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但中国电影的质量你认为如何？《燃烧》这样以青春为题材的电影是多大年纪的人拍出来的？
《伊利亚特》抒写的对象是年轻的阿基流斯和赫克托尔，而吟诵他们的是白发飘飘的荷马。年老的杜拉斯写《情人》，一面是年轻人的爱情，一面是自己的老境，这是不是很有趣。纳博科夫写《洛丽塔》，可不年轻，不是写得更加风光旖旎，戏谑横飞。也许老境写青春反而更能触及青春的灵魂。自然，反例也很多，海明威、歌德、萨冈、兰波，甚至卡夫卡死时也是壮年。人间有潮流，生长各有期。
不过，衡量文学好坏的最终还是作品本身的独一无二。岁月就此还算公平。那些能进入内心中更隐秘的悸动，更有力量，更能打动读者，更有艺术意味的作品，就会由此分出高低，哪论它的制作者是老还是少。我确实是生长得比较缓慢的人，我也乐于接受晚熟这个说法，我三十八岁才读研究生，四十岁读博士，四十七岁才评上教授，五十几岁才开始写非通俗小说，哈哈，就人生与写作多样性而言，这不是很有趣吗？如果读者想读更加有味道的作品而向我的作品靠拢，也不是不可能。文学的繁荣与伟大，依赖的是无数优秀的作家，无数优秀的好作品，老壮青少概莫能外嘛。
6、《前往苏北的告别》写的是一个戏剧学院教授的临终岁月，作为年富力强的你，是如何去体味这种临终老境的？
这个难又不难。我算是比较晚才体验到亲人的老去和死亡。丧亲是人生之巨痛。它是代价可怕的自然课程，不论学习成绩好坏，每个人都要领走这张学位证书。
《前往苏北的告别》信息量很大。一个临终还努力抗争的教授，回顾他的戏剧创作，有风光，但更多的是失败，因为他在市民和白领趣味的围攻下，没能突破商业帝国，不能像他父亲当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围那样，没能创作出了不起的戏剧作品。他从四任妻子那里获得灵感和激励，也深受伤害，自己必将面临孤独死去、无人施援的境地。他是回苏北与墓中的父母做最后告别，但对父亲的回忆令他愤怒丛生。父亲是勇将，连队战斗到余下他一人。与国民党兵拚刺刀。父亲对乡亲们也深怀愧疚，因为他当地方支部书记时，动员青年上前线战斗，但青年们大都牺牲，失去孩子的父老慈母乡亲，向他要人，他只能再也不敢回苏北。建国后的父亲任地方公安局长，在严打运动中，枪决了他少年时的好伙伴。这个好伙伴构成小说中后部分的主旋律。他与他可以说是美少年爱美少年。后来因为天分不同而各奔东西。枪决事件发生后，主人公无法原谅父亲的严酷，父子关系断裂。小说的最后，温情回归，主人公想起父亲当年为了讨回绝望出家的主人公，父亲向儿子下跪，令人泪下。每次我读到此，都要泪眼模糊。主人公积蓄起最后的力量，上演也许是人生的最后一次艳遇。小说到此结束。我想，中国电影缺少的不是故事吗，这样的“故事”比大多数的奥斯卡奖故事意味深长得多了。
好吧，再回到问题。死亡是我们需要终生学习的技艺。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向苏格拉底学习，向虚构的亚哈船长学习——作为作者麦尔维尔孤独的死亡就是圣迹，向弗洛伊德学习——他晚年患口腔癌，依然坚持写作、给患者诊断。
7、近期在写新的作品吗？有什么创作计划？
刚刚完成小长篇《乳房与色诺芬》，十一万多字，为大益文学而写。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被采用。可以说是新写法，姑且叫“哲学狂野小说”吧。
中国每分钟有五人死于癌症。乳腺癌是肺癌之后的第二大死因。当然，乳腺癌患者绝大多数在现代医学的加持下，可以存活。我的亲戚和朋友有几人患有乳腺癌，她们现在都很好。可是那个经历却是痛苦的。特别是年轻的妈妈，有被丈夫抛弃的风险。我认识因此离婚的年轻妈妈们。本来我的小说可能想写这种不幸的经历。不过，由于风格和性格的原因，我不能忍受那种过于现实的叙述。我的小说变得狂野了起来。就像我们的文字的魅力不是原初发明时的计算、记事本相，文字一旦出现并启动，就给人类想象能力以飞舞。文学也不是非要纪录现实，追求现实演进的“合理性”，它同样是可以飞舞的，在我的小说中，于是就这样“狂野”起来了。
阿尔都塞是真实先例。不过，我虽然买了他的传记，却还没有读它，我只是知道哲学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我知道我触及到了一个好题材，一个思想可以钻研进去的题材。写这部小说的经历非常诡异。作品中的人物发出的主要动作，大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上演的，而且是排演给我看的。比如，我突然住院，好了，接下去就是女人公的住院。我狂怒，然后就是我写主人公的狂怒。我想杀人，哈，然后就是主人公的杀人。我不想太多透露它了，因为这涉及我和他人的隐私。可以这么说吧，里面的所有“事件”，几乎都可以“落实”。好了，到此为止，把它当成小说读吧。另外，它原本是我想写的系列小说《看舞剧的人》中一篇。舞剧指的是广州大剧院上演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乳房与色诺芬》本来可以写得更多，有更多我熟悉的生活场景，不过这会破坏已经确立的风格，而且我认为对现代读者来说，十五万字的小说应当是一个界限。我们不应当写长，而是应当写精。
这是我第一次以女性的视角相对顺畅地进行叙事。以前我想以女性为第一人称，总觉得不顺畅。女主人公与苏珊·桑塔格、帕蒂·史密斯大致同类吧，属于比较会思考的人。她的感受异常丰富，超越常人，否则就不是我所属的那类文学作品了。我是说我们读那些思想强大的女性作家的作品，读者已经不会感觉到那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性”这种气质在苏珊·桑塔格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中不复存在。这已经和简·奥斯汀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作风格截然不同了，更不要说张爱玲她们。如果“女性”是以张爱玲的风格为标杆写这个小说，那我就永远写不成。谢天谢地，有了苏珊·桑塔格。再嚼一句，如果有我们印象中的“男性写作”“女性写作”这种非黑即白的固有印象——进入现代社会，这种观念是绝对的过时，就该有一种叫做“中性写作”的作品。
很高兴，我写了一部“哲学狂野小说”。狂野这个词是我写完小说后的第三天才冒进我的脑海中。我在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狂野，可是现在回头一看，它是有点狂野的呀。
至于创作计划，如果顺利，我至少还可以写五到七部长篇小说，一般是十五万字以内。那部我一直想重写的小说我会留着，它是我近二十年前自费出版却没有公开发行的小说《伤》，重写时可能会比较长，毕竟二十年后我经历了许多事，也有一点新感知，它一定是我此生所写的最后一部，它的原型来自于我读研究生时写的毕业大戏，当时我的导师给了它非常高的分数，当然，那样的戏剧作品无法上演，而我的课堂作业急就章却在上海上演了；平庸、实利胸怀的人识别不出它的稀有和高贵——你看大学里的学者为了基金课题，什么样的题目不能做啊，你让这样的学者去解读高贵的东西，可能吗；这也是色诺芬的态度，他说苏格拉底的言外之意只给非常非常少数的人听，色诺芬自身的写作常是如此，如果不是斯特劳斯的启发，我也不会太留意色诺芬的潜台词，因为我们读东西除非是把它当作你的生命密码，你是不会太在意它到底说什么的——补充一句，《乳房与色诺芬》中“色诺芬”是另有寓意——噢，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底的写作同样不是表面我们读到的那样；也就是说，如果我明年写了它，我以后可能就不再写了。好吧，我想把它推到最后。我的人生直觉一定会告诉我，你写它吧，是到了写它的时候了，当你写完它，你的人生使命就完成了，余下的时光尽情享受(欢乐，也包括痛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