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新邨

陈东东

　　一

　　翠绿的塑料手枪。还没有忘掉的第一件玩具。残留在意识里对它的印象，就像它早就越来越老化的半透明质地，黯淡，模糊，难免裂碎开来。好几回了，记忆被梦唤醒，恍惚我看见穿开裆裤的我，摆弄这把玩具手枪，摇响其中所剩无几的彩色弹子糖，在形状与之相仿的一个小套间渐渐幽邃的黄昏之光里。 

　　位于三层楼靠东南位置的这个小套间，里面长方形的那间南北通，好似手枪的枪杆部分。钢窗的边框油漆成橄榄绿，朝向正南落地的两扇推开，外面是方方正正的小阳台，瞄准一棵从楼下院子里升至红瓦坡顶的玉兰树树冠。

　　那么进门方形的外间就算手枪柄。外间东墙有个接通里间的门框，北墙上一方木窗(显然是建筑交付使用后另行凿开的)，跟里间北墙的钢窗一样，可探看下面弄堂，张看对面的花园和房子。差不多纯属想象，我记忆底片里最初始的一帧，是在新晋成了我妈妈的那位年轻女演员抱紧的襁褓里，第一次见到的手枪柄外间——我真的注视过那张铺亚麻布的柱脚圆桌吗？桌上的工艺花瓶，插几枝来历不明的绢花。

　　不妨设想，子弹匣来不及完全推上，所以，手枪柄外间以外就还有个储物间，它的门不开在室内，在楼道上，但还是被叫作小套间的“壁橱”。里面有五斗柜、碗柜、斑竹书架、漆皮箱子和铁皮箱子。自从某一次我被没收了玩具手枪，禁闭其中将近五分钟，我就把那个黑暗的“壁橱”当成了自己的专用房间。

　　1964年夏天，是这把玩具手枪翠绿的全盛期。我快满三岁了，将它放在我斜挎着的花布小兜兜里，拍打屁颠屁颠的光腚；时而，我把它举在煞有介事眯起来瞄准的眼前。手枪要“睏睏”了，就会被藏进“壁橱”五斗柜最底层的抽屉里，让它侧躺在一张用糖果盒子做成的小床上。但只要我自己不睏睏，它一般不会有机会睏睏。

　　塑料手枪并不能发射，我记得，手枪崭新的时候，枪肚子里装满花花绿绿的弹子糖子弹。然而装进我和另几个小男孩肚子的其实很有限，它们许许多多都落在了各到各处——楼道和楼梯暗角，我家和邻居家的大橱下面、棕绷床底、地板缝、老鼠洞，几户合用的卫生间抽水马桶幽僻的背后、铸铁浴缸或搪瓷面斗落水管密布着铜绿的背后、公共厨房煤气灶具腻垢的背后、水泥水槽旁一条歇息的鼻涕虫背后，以及院子里暴怒般挣出泥土的粗壮根茎纠缠的背后，弄堂水泥地坪上的闪电纹豁隙，像是从倒置的望远镜看到的窈悠而清晰映现一张张小脸的深井镜面……那些弹子糖子弹还有更多一去不回的旅行，其中有几粒，滚进了覆着生铁盖头的阴沟、围墙边的冬青树丛、野花园旁的烟纸店、沿马路的棚户区、路灯光晕圈起来围观打扑克和康乐球人群的腿脚之间……

　　多少年过去了，要是我并不认为弹子糖子弹的甜蜜早已溶化殆尽，试图把遗失于岁月各到各处的它们每一粒都拾捡回来，我是否能依稀还原一个当初轮廓呢？我确切能做的，也许，不过是用一种仿佛的追忆，未免虚构的追忆，将有迹可循、还不算邈远的往昔寻访。

　　淮海中路1670弄——现在也仍然被叫作中南新邨的那条弄堂，原先为十三幢建筑三十六个门号，现由十一幢建筑三十二个门号(13号空缺)组成不规整的“非”字形，南北向一条大(主)弄堂，东西向几条小(支)弄堂。深绿色钢窗，水泥拉毛外墙，局部立面和转角饰以浅绿的长条釉砖，每幢建筑有二至更多个门号，每个门号皆为底楼带院子的三层红瓦坡顶洋房，据说是仿赖特样式。推出“美国风”(Usonian)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 —1959)最看重建筑改造生活方式的一面，刚建成的中南新邨——宽近八米和六米的大弄堂和小弄堂，每个门号一户人家的设置，底楼汽车间、灶间、大菜间、佣人房，大客厅四扇落地钢窗，外面是长方形庭院的盎然清新，每层各配一个设施高档齐全、白色瓷砖护墙和六边形马赛克镶拼地面的卫生间，二楼和三楼各两间窗扇开阔的宽敞正房(加长条阳台)，一个客房套间(三楼加正方阳台)——也正是要把畅舒焕奕感交给住进去过日子的上海人吧……我1961年出生，未及一睹二十年前中南新邨的崭新模样，而在我身历其中住到二十七岁才离开的时段里，它那位(或那些)设计师的初衷、期望和意图，早已经大规模，且越来越加速地丧失，但却隐约又还在那里。

　　1941年，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有几年了。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南银行将其投资的房地产项目中南新邨建造完工，交付使用，则在之前几个月。似乎，开发商和那些购买此物业的上海人都料定，既然维希政府投向了纳粹德国，那么法租界这块就仍可以偏安——当珍珠港被炸，日军踏过苏州河上的几座桥开进公共租界，却考虑到与德关系，果然并没有进入法租界。一年半以后，法租界交给了汪政府，中南新邨面前的霞飞路更名泰山路，“二战”结束后更名林森中路。1950年，又改其名为淮海中路。

　　再后来，我妈妈告诉我，1961年六七月间，她挺着大肚子跟我爸爸一起搬进中南新邨的时候，这条弄堂里竟然空着不少房子——大概，当每个门号住一户人家的设置被打破，变成甚至每个房间都可以住一户人家，就挤出了许多空房间来——她可以在当时只住着一两户人家的18号里随意挑选。我时而在她体内踹上一小脚的这位上海越剧院的小旦演员，和她原先在越剧院任乐队指挥，后来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丈夫，却过于规矩地只要了三楼手枪形状的客房小套间。她说：“那时还以为足够住了，又没什么家具……隔壁周家的两间房间，住了两个大人五个小囡呢……”

　　也许，人们当时对生活的心思全在填饱肚子，不太有别的想法。那正是最困难的三年，小夫妻俩有一回在煤气灶上蒸一笼馒头——我家跟隔壁周家合用二楼上到三楼的楼梯折转处那个北阳台改建的厨房间——待到以为蒸熟了，掀开笼屉，馒头早被周家的几个孩子全部拿光，没剩下半只……听我爸爸说，我妈妈生下我的前后那段日子，营养全靠他每个月从什么渠道买来的瓶装牛肉汁。我生于1961年10月，我懂得什么是钞票的时候，听说我爸爸月工资88元，我妈妈72元，每个月，他们各要往自己的父母那儿汇寄20元。

　　18号的整个二楼，到我出生时还没有人家搬来。然而，很快，这幢楼就都住满了。远去香港或更远的18号原先那个业主(我问过好几个邻居，没有人能说清楚他的身份和下落)，多少年了，从来不曾在中南新邨露过面(估计后来房子充公，就更不敢露面了)，他或许委托了两户人家住进来代为看管房子：底楼住进了凌家，丈夫(我叫他凌家伯伯)任职某能源公司，妻子被弄堂里所有孩子唤作凌家姆妈，起先没出去工作，后来在居委会做事，他们俩加二女一男三个孩子，占两间正房，一小间偏房，底楼公用厨房后面曾是锅炉房的另一个小间做凌家的卫生间，再加上，有着高大的玉兰树、馥郁的桂花香、葡萄藤架和一口深井的院子；二楼中间那间正房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妇，造船厂的工程师李叔叔和中学数学老师丁阿姨，女儿1969年出生。

　　二楼西首的正房跟李家合用一个阳台，1965年住进了吴老先生，九三学社成员，从浙江的纺织工业厅退休。和他一起的老太太很可能不是正妻，大家叫她吴家阿婆——尽管已经老太太了，比老先生还是要年轻十几岁，先前小家碧玉的美人模样，后来在满头银发下也还能看出来。他们家的厨房是独用的，也作餐室，在18号的汽车间里。

　　二楼那个跟我家相似的手枪形状的套间，最后分配进了潮州人洪家，丈夫是厂里的工人，讲一口诘屈聱牙、很难听懂的潮州上海话；妻子在里弄生产组糊纸盒。这家跟住在三楼的周家一样，也有五个孩子(二男三女)。七个人如何在使用面积只有19平方米的小套间安顿下来？这是个不能确定答案的问题。

　　隔壁周家五个孩子(四男一女)，最小的男孩小名毛毛，跟我同年，天然就成了我的玩伴，当然有时候也是我对头。跟他分享那把翠绿的塑料手枪，是我能记得的第一件让我既热衷而又揪心的事情——当玩具手枪终于在毛毛的手上解体，成了几块塑料瓣瓣的时候，我体验到了什么叫“撕心裂肺”。不过哭了没几分钟，我就被飞过中南新邨上空的喷气式飞机划在傍晚晴天里的漫长弧线转移了情绪。那一刻，弄堂里的许多孩子一定也一样，站在阳台或蹲在门洞的阴影里仰望，要从显得越来越悠远的那条渐渐淡开的烟痕，认出作为奇迹的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