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这最小的共同体

耿占春

　　在这些文字下面，还有别的一行字，以水印的形式存在：写满了你的名字。每天每天，在我升起的日子上签名。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说“美能够拯救世界”时，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这个奇异的观念靠什么在他心中闪闪发光呢？对某一个人的爱这样具体还是对宗教、政治与道德的模糊失望？或许正是在失望的漆黑中美才闪光呢？在希望的微光越来越黯淡的背景下，这个闪闪发光的观念总是在不经意间在心底闪烁。由于生活世界的抽象化，还由于对美的滥用，具有救赎性质的美能够闪现的时刻变得稀少了。感性事物中的赎救性质遭遇了毁坏，感性之物同时又在被技术和流行文化所滥用。

　　我想起司汤达的感受：“当我认为自己已经注意到了一个真理时，我总是为我只写出一种叹息而惶恐不安。”当一种观念闪过，似乎我已经看清楚了一切；在我试图对之进行表述的时候，我面对的是一种逐渐变暗的观念，以及一种迅速变弱的感受。令人不安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能够看清这一闪烁不定的观念，因此他只能说出一句因无处求证、没有语境而闪光的格言。

　　情侣提供了最高的价值：爱。它是最理想的人类关系和最高价值的表征，但又是人类关系中不可能实现的一种可能性。情人是自我，主体，又自愿取消了自我的界限、消除了孤独的主体性，同意融入他者。情人提供了人类关系的非功利性模式。他们不仅分享一切物质性的和情感的价值，他们彼此分享自身。似乎他们能够一起陷入内心的主观性，并把这种内心的瞬间分享延展到共同的生活空间之中。他们彼此占有是一种彼此让出，让出生存空间给对方。这是一种抵达界限的生存：主权的分享。他们甚至能够分享那不能分享自身的毁灭与死亡。

　　然而悖谬的是，这种理想的关系与价值模式既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高的表征又是不能现实化的：情人们主权的分享是排他性的。没有什么方式参与这种分享，犹如亲吻和拥抱，任何共同体都被废黜了。

　　爱的含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建立起一个最亲密的、最小的共同体。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会跨越地域、习俗、阶层，甚至会跨越族群、国家、宗教。但他们有一个更高的理念，他们同意这一理念：爱。或许还伴有仁慈、信赖、怜惜。他们因此而结成一个共同体，比结党、结社都更为纯洁，因为他们都不谋求支配权，不谋求征服。他们同意一起建构一个“家”，一个最理想的共同体。“家”拥有一个道德价值与伦理的核心，不是强制性的或外部法律的约束。按说，一种宗教社团也拥有，比如某种信仰产生的社群的亲和力，不幸的是，人们知道它多少容易转向相反的方向。一个国家拥有完全相反的价值，黑格尔式的思想给予国家的最高价值理想早已在希特勒之流的国家权力中崩溃了。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用铁笼子来约束它。只有在最小的共同体中，由情人建构的爱的共同体中，他们拥有信念上永恒却异常脆弱的核心理念。

　　需要再次重复：只有最小的共同体的核心拥有它自身真实的核心价值。即使如此也无比脆弱，这个核心价值如此易碎。

　　真实的爱难以成为一种扩大的经验。除了圣贤，博爱是困难的。事实上，不如说，自创始以来，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处在痛苦的分娩之中。

　　爱的共同体既有现代社会自由、平等制度的属性，也有古老宗教社群中的忠诚、奉献与牺牲。无论这个最小的共同体置身于哪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它都要像一个神话那样调和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价值。爱的共同体是一个神话的共同体。它也像人类社会的制度形式一样易于衰变、解体，走向它自身的非真实性的一面。这不是指爱的共同体及核心价值必须承受的世俗性，而是它比任何一种社群、一种社会制度更承受不起不真诚，承受不起谎言。爱的共同体也会破灭，这恰恰是因为爱的共同体比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共同体都更加依赖其内在价值。因此，爱的共同体是一个能够不断再生的神话。

　　“人在情侣身上寻找自己最深刻的天性所需要的赞美。情侣变成了神圣的理想，人在其中实现自己的生命。所有的精神和道德需要现在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曾经与彼岸世界相关的灵魂性，现在被拉回了大地，被赋予另一个人类个体的形式。得救本身不再如像上帝这样的抽象有关，而可以在‘他人的赐福’中找到。”(贝克尔)

　　我们自身是庸常的，没有人愚蠢到要神化自身，尤其是身体性的存在，日常生活的习性，但至少在某些时刻，他人会被我视为神奇的，在爱的情感中，在迷恋的时间里，对象是神奇的，具有神圣的属性。这神奇性与其说是对象的属性，不如说是人迷恋时刻的属性，似乎是一种非时间的属性，时间之外，世俗之外。对象在这个迷恋的时刻属于精神，而非物质对象。发现对象逐步属于我们这一物质世界，属于日常性的一部分，迷恋就在丧失。他人的赐福也就变得困难了。他人保持着赐福的能力，就必须是这样一个他人，依然属于精神，属于灵魂，属于它的化身。在这一世俗世界，这是不是可能的？这既与我们自身是否一直保持着对精神的渴望有关，也与对象是否一直处在精神生活而且处在精神上升之中相关。那些使对象重新跌进物质世界的庸常性之中的事物都会消除这一迷恋，使对象的魅力逐渐消失。而一个人从对象身上得到赐福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他人的赐福总是来自一个陌生人的世界。

　　爱的愿望是建立一个最小的“共同体”，一个最小、最美的“家园”，一个可以在其中放心地交付出自身的地方。许多人曾经致力寻求把两个人的共同体的模式与原则投射到对更大的共同体——民族、国家、宗教乃至人类社会——的想象与建构上，即把爱博爱化，把两个人的共同体中的无私、关怀、奉献普遍地施与这个更大的共同体。如今，连最微小的共同体也面临着自身的危机。个体化原则，或主体性原则，个人自由与自主性在当下的制度条件下，尤其是经济私人化的原则下，成为一种侵蚀了最小共同体的腐蚀剂。爱所构筑的最美的小共同体被利益的单独计算损害了。这个最美的共同体建筑在不确定、不平衡、不平等的经济能力上，并常常随之变动瓦解。

　　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是一种隐喻而非“是”。隐喻提示着相似性的属性，“是”则使国家陷入家庭式的独裁。眼睛相似于太阳，土地相似于母亲。相似不是“是”。“最大”的共同体——国家相似于最小的共同体——家庭，最小的共同体的原则相异于最大的共同体的原则。最小的共同体与最大的共同体的相似之处是一个意象，二者的相异性却是一个原则。国家依赖法律的统治、法治原则甚至暴力机器；家庭则依赖于爱的维系。家无须政治、无须法治，家只需要爱的原则，需要关心、奉献、自我牺牲。家的原则一旦被要求普遍地运用于国家就包含着压迫、阴谋与欺诈。家庭过多地运用法律原则、过多地诉诸法律就意味着家已经从道德上解体。

　　如果一个大型的共同体解体了，还不算人的悲哀。事实上许多共同体早就有名无实。如今，最深刻的社会危机也是一种最微观形态的危机是，一个最小的共同体也面临着它的解体，在不稳定的经济社会里风雨飘摇。两个人的小共同体、两个人的小乌托邦也在经济个人化与个人欲望的多元性中濒临破灭。

　　一个人需要自我独特性的体验，又需要彻底融入他人的体验；一个人渴望个性差异而优异的感受，又渴望着分享平等的感受。唯有最小最美的共同体能够满足这一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的渴求。

　　唯有爱，是人无法抵御的乡愁：即使人们惨遭失败，依然渴望建构一个最小最美的共同体，以分享他自身自由的秘密。

　　除了罕有的瞬间，生活的意义总是拖延和迟到的。意义的载体似乎从不使用机械。它比一切运动都稀罕慢的节奏。在风景和爱里，一个人才与自身相统一，自身与世界相统一；在风景和爱里，生活与意义相统一。风景和爱，提供了身体直接在场与意义在场的一致性。意义即时在场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