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大益文学双年奖”最终花落谁家？8月1日晚颁奖典礼，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益君继续为你推送评审采访，今天邀请到的评审嘉宾是著名文学编辑彭伦。

　　评审嘉宾 彭 伦

　　群岛图书出版人、文学编辑、版权代理人。出版科尔姆·托宾、丹尼斯·约翰逊、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萨莉·鲁尼等各国作家的作品，曾参与策划出版“短经典”“出版人”“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等书系。2017年获得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编辑”称号。翻译有菲利普·罗斯作品《遗产》《凡人》，以及《我与兰登书屋》《天才的编辑》《世界在书店中》等。因翻译作品《我信仰阅读——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回忆录》获深圳读书月“年度致敬译者”称号。

　　文益君：大益文学作为一个民间纯文学机构，在2020年已经成功颁出第一届“大益文学双年奖”(线上)，您是本届评委之一，如何看待“大益文学双年奖”，它具有什么特殊意义？

　　彭伦：文学奖对于推广原创文学、提高作家知名度、培养文学新人、提升图书销量都很重要，因此不仅是作家自身，文学机构和出版机构也历来非常重视文学奖项。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们各级作家协会和文学刊物、乃至地方政府，已经办了够多的文学奖。但我觉得还是很不够的，有的文学奖知名度不高，特色不鲜明，影响不够大，让人感觉是小圈子里的“游戏”。应该有更多像“大益文学双年奖”这样由民间文学机构参与、主办的文学奖，遴选作家的范围不分作协体制内外，不看作家资历，只看作品水准质量。

　　我们知道大益文学院是由大益茶业集团出资承办的。一家与文学本身无关的企业能够持之以恒地赞助文学事业，这本身是难能可贵的，也体现了企业超前的文化视野。事实上企业赞助文学奖项，是国际上常见而有效的文学生产机制。我们熟悉的英国布克奖，可以说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文学奖之一，作家的小说一旦获奖，销量立刻直线上升。其实“布克”这个名称(Booker)，跟书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英国的一家食品批发商。是英国出版人汤姆·麦奇勒等人在1969年找到布克公司赞助，才有了这个奖，到今天已经53年历史。虽然布克公司在2001年以后停止了赞助，但因为布克奖影响实在太大，后来的两任赞助商(分别是投资银行和风险投资人)也仍然保留了布克奖之名。某种程度上，这种赞助形式可以帮助文学奖项保持独立立场，以作品品质为唯一标准。我觉得这也是“大益文学双年奖”的特殊意义和努力方向。

　　文益君：第二届“大益文学双年奖”共有十部入围作品，您对于本届整体入围作家的水平有什么评价？

　　彭伦：今年入围的作品体裁广泛，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评选有难度。入围的作家整体水平高，有几篇令我印象深刻。

　　文益君：此次入围的作家们，横跨老、中、青三代作家，国籍有中国、斯洛伐克、智利，您对本届“大益文学双年奖”作家的年龄和国籍分布怎么看？

　　彭伦：不分年龄、不看作家资历来评选作品，对于一个文学奖来说完全是没问题的；也有的文学奖专门针对40岁或45岁以下的年轻作家，有的文学奖专门评选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或者第二部作品，遴选范围很明确。作家的年龄不是问题，相比而言评选作品的体裁这个问题更重要，因为把不同体裁的作品放在一起评选面临着评判标准不一的问题。

　　但把外国作家和中国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评选，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评判一部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语言，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语言方面就只能依靠译者的翻译水平了。虽然这次入围的两个外国短篇小说翻译很流畅，评委完全能够理解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但相比中国作家在作品中运用的母语，外国作家是吃亏的。另外还有选择范围的问题，全世界有那么多作家，为何是选择斯洛伐克和智利的这两位作家？是因为作品曾在《大益文学》发表过吗？既然是双年奖，我建议把过去两年中《大益文学》发表过的外国作品放在一起评选，单独设立“外国作家奖”，而不是把中外作家混在一起评选。

　　(注：“大益文学双年奖”是大益文学院精心打造的文学大奖，于2020年颁出首届(线上)五大奖项。包括“首届大益文学双年奖特别奖”“首届大益文学双年奖最佳域外作品奖”……参选本届大益文学双年奖的十部作品是从大益文学书系第13辑至20辑，从小说、诗歌、散文和域外作品共百余件作品中遴选而出，并参照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方式，只评出唯一大奖，第二届“大益文学双年奖”不另设置单项奖。——文益君)

　　文益君：在评选过程中，您认为最重要的评分要素是什么？为什么？

　　彭伦：我最看重语言。我觉得作家在语言上应该有一种自觉的追求和要求。严肃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并不在于情节多么扣人心弦(当然这也是需要的)，而是在语言上能体现出作家的个性和标志性风格，使作家有别于他人。作家应该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推敲，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写。我这样说好像是废话——写作不就是从句子到段落到章节吗？美国作家拉塞尔·班克斯在评论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小说时说，“麦克劳德的小说读上去像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砌成的，就好像砌墙，他每次只拿起一块石头，把它在墙上比划一通，再把它放到最合适的位置。”我想强调的就是作家要对文字有讲究的自我要求，要把每一个句子和段落当成一块待砌的石头。

　　文益君：此次入围的十部作品，哪些作品让您印象深刻？它们最感动您的理由是什么？

　　彭伦：我印象最深的是陈东东的散文《中南新邨》和赵彦的《我的西班牙人物辞典·室友的故事三则》。《中南新邨》细节饱满，语言优美，意象丰富，堪称回忆录文学的典范。而《我的西班牙人物辞典·室友的故事三则》对人物的刻画生动、深刻，写得很从容。行文布局讲究，犹如小说。我也很喜欢智利作家拉蒙·迪亚斯·埃特罗维奇的短篇小说《灵魂栖息的地方》，篇幅很短但信息量很大，充满张力和悬念，有一种爆炸之感。

　　文益君：在评选本届“大益文学双年奖”最终奖项得主的过程中，对您来说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彭伦：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不同体裁、不同文体的作品放在一起评选，作品的篇幅相差也比较大，对有些作品和作者是不公平的。而且最终获奖者只有一个，怎样从我最喜欢的几篇里面挑出我认为最好的作品，还是需要仔细斟酌的。

　　文益君：您平时会对哪些小说话题感兴趣？您会喜欢具有怎样特质的文学作品？它们会影响到您此次的评分吗？

　　彭伦：我对小说话题没有倾向，各种故事都可以读。我关注作家的语言、风格、叙事节奏、作品结构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有的小说情节很简单，作者要表达的主题也很明确，但是文字漂亮、叙事层次丰富，人物生动有个性，那同样是好小说。我喜欢的作家有许多，迈克尔·翁达杰，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科尔姆·托宾，威廉·特雷弗，克莱尔·吉根，丹尼斯·约翰逊、胡里奥·科塔萨尔，E.L。多克托罗，萨莉·鲁尼，萨拉·霍尔……他们风格各异，差别很大，所以我同样是以开放的态度给参评作品评分。

　　文益君：您多年从事国外文学出版，您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缺乏的又是什么？

　　彭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太笼统，没法回答。我认为文学首先是个人的，一个作家的创作，首先是其个人表达，作家的成功也首先是他/她作品的成功，个人的成功，而不是“当代中国文学”这个集体的成功。同样，世界这么大，各个国家差异如此巨大，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城市、地区生活的人群，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把所有外国作家的文学统称为“外国文学”去作文学和学术上的比较。我不赞成笼统地去比较中国当代文学的优势和劣势。大致来说，中国作家面临的一大困境是在创作上可能会自我设限，客观上也有很多问题不能触碰，无法充分表达。但另一方面，如何以更艺术、更有创意的方式去表达，仍然还是有很多想象空间的。而且这也并不是唯有中国作家才会面临的问题。

　　文益君：作为版权代理人，国外的读者会偏向于喜欢哪种类型的中国文学？

　　彭伦：我代理中国作家的版权时间不长，说实话版权输出成果还不够多。其实每个作家的情况都是很不一样的，很难归纳出经验。作为版权代理人，我首先要阅读我感兴趣的作家作品，想好潜在的“卖点”——是否在中国取得了惊人的销量？是否会被著名导演拍成电影在世界各国发行？是否是国际市场上比较受关注的类型，例如《三体》带动的中国科幻小说出版热潮。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也只能先聚焦在我读了以后比较有感觉的那些作品，再联系作者或他们的出版社，获得代理的授权。但输出版权时，我面对的并不是外国读者，而是专业读者——各国出版社的编辑。我要知道各国有哪些主要的文学出版社，哪些出版社出版翻译文学比较多，哪些编辑比较喜欢出版翻译文学，他们的出书范围是哪些。先要做好这些功课，然后要主动出击，通过国际书展认识这些编辑，和他们交朋友，增加彼此的了解。由于我本身是出版外国文学的编辑，因此和外国同行交流时，也能交换许多情报，建立起很好的私人关系。另外我也不可能熟悉每个国家的出版市场，不可能认识那么多人，因此我也与英国、西班牙、德国、日本等国的文学经纪公司合作，通过他们接触到尽可能多的出版社编辑。

　　总的来说，国际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仍然非常陌生，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科幻小说这类已经经过市场证明的类型文学，悬疑推理小说也有不少编辑想看，但都还没有形成气候。至于严肃文学，偶然因素就更大了。譬如金宇澄的《繁花》输出版权比较多，很大因素是王家卫要改编电影、电视剧的消息，毕竟王家卫作为国际级导演，在世界各国都非常受重视。双雪涛的小说引起美国出版社的注意，是因为我们在两个北美的文学杂志上发了他的两个短篇小说，被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看到，而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几年，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和深入的认识。也有一些编辑希望我能多介绍一些中国年轻一代女性作家的小说。

　　总之，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各有其特色，我作为代理人只能有的放矢确定输出策略。一步一步来。

　　文益君：“大益文学”坚守先锋精神，您怎么理解“先锋”，您对大益文学院的发展和大益文学书系的出版工作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彭伦：说到先锋我当然会想到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先锋派作家，也马上想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巴黎为中心涌现的那一大批现代派作家，我所理解的“先锋”意味着作家本能一般敏感地意识到甚至预见到时代精神的变化，用创新的写作手法去表现这种变化。但“先锋”是需要共同的文化土壤和城市环境的，需要一批风格多样但具有一定共识的作家相互呼应，通过某些平台持续地发出声音，大益文学院和大益文学书系本身也是这样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