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点题

　　张建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市政管理局原局长。2000年，他第一次受贿就是15万元的大手笔。到2007年初，他的囊中已经有3100余万元巨款，其中涉嫌受贿2618万元、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527万元。他也因此成为广西处级干部职务犯罪涉案金额最大的贪官。

　　前不久，南宁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张建辉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人关于他受贿150余次的指控、120册4000份证据材料，将这个被讥为“饕餮者”的贪官的敛财秘密展现在世人面前。

　　其实，张建辉敛财的秘密很简单，就是利用了工程建设领域的“行业潜规则”：包工头们向张建辉行贿，一般要考虑工程的大小和施工的难易程度，然后按照工程资金总额的3%至5%确定贿赂数额。如果是初次与张建辉打交道，为了博取他的好感，这个点数还会上调。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还发现：向张建辉行贿的20多名包工头并没有施工资质，而是挂靠在大企业的名下，这也是工程建设领域的普遍现象。

　　张建辉蜕变堕落的过程和教训，为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防腐拒变的廉政教育提供了一份生动的反面教材；而认真研究这起案件背后的“行业潜规则”，也能使惩治和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更加有的放矢。

　　第一次收下15万元张建辉的蜕变始于他职务的升迁和价值观的变异。

　　当送钱的包工头告诉张建辉这是“行业例行规矩”时，他开始心安理得起来

　　他有斯文含蓄的学者风度，毕业于广西某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系研究生学历。多年寒窗苦读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工程建设知识使他逐渐成为广西工程建设领域的行家。他也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广西武鸣县水利局工程技术员被调入南宁市园林局担任副局长。

　　这个时期的南宁正处在为进一步凸显“绿城”风格，打造国际最佳人居环境而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开发和城市园林景观建设的热潮中。张建辉的工程规划技能适时地派上了用场，他的工作业绩很快显露出来，工作能力和态度也获得领导及同事们的一致肯定。之后不到7年的时间里，张建辉又先后升任南宁市水利局局长、南宁市邕江堤岸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宁市市政管理局局长。

　　在一系列的职务职位变动中，张建辉的专业学识和工作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与之同步的是，他自律的警惕性却在随之而来的诱惑面前不知不觉地变得越来越低。而他自己，对这种悄然发生的变化竟浑然不察，并最终在南宁市水利局局长的位子上收受了第一笔贿赂。

　　南宁市水利局是南宁市政府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南宁市辖区的河道主管机关，主要负责统一管理全市水资源及水的长期供求计划，并负责全市水利工程建设和水利综合经营管理，负责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监督管理和水库、水电站大坝及河道堤防的安全监管工作。因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而与形形色色的包工头打交道，便成了张建辉的一项日常工作。

　　耳闻一个个包工头常常因为一两个工程暴富，目睹着灯红酒绿间一个个小老板的纸醉金迷，张建辉的心开始躁动。从工程的招投标、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到工程款的审核拨付，哪个环节不是自己亲力亲为？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什么要成为包工头们赚钱的工具？凭什么工程做成后自己只能享受有名无实的赞扬，却把实惠和好处拱手让给他人？一想到这些张建辉就愤愤不平。所以，2000年“五一”前，当一个姓顾的包工头给他送来15万元现金，感谢他在招投标过程中关照自己的时候，张建辉收下了，他觉得他的付出应该有这样的回报。特别是听了包工头“这是行业例行规矩”的解释后，他的最后一点罪恶感被摧毁了，他开始心安理得起来。

　　15万元受贿款，相较于张建辉后来聚敛的3100余万元微不足道，然而，它却瞬间完成了对一名党员干部多年来构建的伦理价值取向的颠覆和摧毁。此后的事实证明，一个人抵御诱惑的道德堤防一旦被金钱冲开缺口，便只剩下无休无止的贪婪和欲望。

　　2000年，张建辉共收下5名包工头的工程贿赂款78万元。短短半年多时间就聚敛了几乎等于自己半生积蓄的黑钱，且神不知鬼不觉，张建辉品咂出了手中权力的威力，同时，无须考虑收支平衡的挥霍也令他品味出了金钱带来的快感。此后，无论担任什么职务，趁工程招投标和工程款结算拨付的机会收受贿赂，就成为张建辉和一个个包工头约定俗成的习惯，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嗜好。在双方的默契配合中，张建辉的钱越积越多，胆子也越来越大。

　　前不久，南宁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张建辉涉嫌受贿2618万元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527万元案。南宁市检察院指控他受贿150余次，证据材料达120册4000份：2002年，张建辉收受10名包工头贿赂款365万元；2003年收受10名包工头贿赂款284万元；2004年收受15名包工头贿赂款887万元；2005年收受14名包工头贿赂款864万元；2006年收受6名包工头贿赂107万元。这中间，张建辉是有送必收，最多的一次收了560万元。

　　贪婪和不计后果，让张建辉最终获得了一顶“饕餮者”的帽子，并成为广西被查处的处级领导干部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贪官。

　　给工程就返点工程

　　张建辉与23名行贿的包工头结成利益联盟

　　建设行业之所以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根本原因在于这个行业利润高，竞争激烈，诸多环节“潜规则”盛行，贿赂手段名目繁多，红包、红利、信息咨询费等成为权钱交易的主要方式。张建辉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交易的形式更直接、更具体。

　　检察机关查明，在7年的时间里，向张建辉行贿的包工头共有23名，行贿款超过100万元的达到7人，其中近半数的包工头行贿次数超过5次，最多的达到15次。在一次次行受贿的往来中，张建辉和包工头结成了利益联盟，各取所需。维护这种关系和维系这种联盟的，正是工程建设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潜规则”。

　　行贿的包工头们交代，他们向张建辉行贿，一般要考虑工程大小和施工的难易程度，然后按照工程资金总额的3%至5%确定贿赂额。如果是初次和张建辉打交道，为了博取他的好感，这个点数还会上调。这就是工程建设行业“潜规则”的基本内容。

　　“潜规则”的违法性决定了交易的隐蔽性。张建辉和多名包工头之间的超过150次的行受贿行为，除了最初为数不多的几次是在一些高档饭店的包厢内，于酒足饭饱之后进行的外，大部分贿赂款都是直接在人少的停车场或无人的偏僻地点交接的。

　　权钱之间的直接交换，省却了繁文缛节的程式，也摒弃了掩饰尴尬的客套，赤裸裸地反映了市场交易法则和原始的交换形式。交易讲究对等，“潜规则”也不例外。所以，张建辉受贿后，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完全满足包工头的请求时，就会酌情退回一部分。如2000年和2003年，在包工头廖某、陈某没有如愿中标后，张建辉从事先收受他们俩的贿赂款中分别拿出10万元退给他们。在这种“潜规则”下，由金钱黏合起来的利益联盟，犹如垒立在沙滩上的积木，经不起任何风浪。

　　2007年，曾经向张建辉行贿的一个包工头，因为在外地涉嫌其他违法犯罪，在检察机关依法对他进行审查时，为了立功，他供出了曾向张建辉行贿的事实。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平素和张建辉称兄道弟的朋友最终却成了把他送进法网的对头。归案后的张建辉怎么也想不明白，几十万元、几百万元钞票结成的利益联盟怎么会一朝倒塌？金钱铸就的链条怎么会瞬间断裂？

　　挂羊头卖狗肉

　　检察机关发现向张建辉行贿的无施工资质包工头常挂靠在大企业名下

　　“他在单位是个比较独断专行的人。”这是南宁市市政管理局的一些干部职工给张建辉的评价。

　　“他对我们好凶，施工过程中哪点不满意就会对我们大喊大叫。”这是几乎所有揽过市政工程的包工头对张建辉的印象。

　　初闻此言，记者不解，一个书卷气甚浓的学者型领导，怎么会有如此辱没斯文的粗鲁表现？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了解，记者似乎捕捉到了张建辉掩饰在“独断”和“凶态”表象背后的内心动机。

　　张建辉有着扎实的工程建设专业知识，又有多年在基层积累起来的施工经验。张建辉先后在几个单位担任主要负责人期间，适逢南宁市大规模、强力度的城市改造和建设，各项工程同时上马，工程建设的多环节多层次要求有一个具备专业权威的组织指挥者来统筹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中前两项的张建辉已经无暇顾及后者，“独断专行”也就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作风。

　　如果说，独断专行多少还属于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问题的话，那么，张建辉对包工头们的“凶”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他与这些人的关系，有哪一个不是建立在权钱交易基础之上的呢？行受贿行为的对等性和违法性应该让他们之间“和平共处”才符合逻辑呀？

　　又是一卷卷案件调查材料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南宁市堤路园一、二、三期工程，其外御洪患、内疏内涝的功能决定了它是一项惠及数十万百姓生活的民心工程。作为水利工程方面专家的张建辉深知其中意义。平心而论，他并不敢因为收受了贿赂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包工头们率性为之，甚至搞出“豆腐渣”工程来。他对包工头们的“凶”，正是出于对工程质量的要求，缘自工程建设领域的另一个怪现象。

　　原来，向张建辉行贿的20多名包工头多为个体承建商，他们并不具备工程所要求的施工资质。如果不设法挂靠在某一个具备国家要求的施工资质、技术力量也雄厚的工程单位旗下，他们往往连工程招投标的门槛都进不了。这个时候，即便是“潜规则”也无可奈何。于是，包工头们便不断地用另外一笔笔巨款敲门，以寻找改换门庭，愿意接纳自己寄人篱下的“东家”。

　　南宁市检察院查明，向张建辉行贿560万元的包工头朱某就先后挂靠在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等多家单位名下，他中标承建了堤路园江北西堤和江南东堤及南宁市民族大道延长线路基工程；行贿480万元的包工头顾某也先后挂靠在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等单位名下，他中标承建了南宁市江北东堤和中兴大桥至亭江路的泵站和路基、排水等工程；行贿420万元的个体包工头张某同样先后挂靠在几家大单位名下，他中标承建了南宁市江北西堤堤防扩建、民生广场景观、江北西堤园林景观等工程。

　　张建辉案发生后，针对这种严重违反国家关于工程建设不许挂靠规定的行为，南宁市检察院对违规出租出让工程建设资质的多家单位进行了调查，竟然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熟悉工程建设行业各种或明或暗规矩的张建辉，完全了解这种内幕。他也担心，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包工头们一不留神就会捅出什么大娄子来，所以，在收了他们的钱后，为了能达到“鱼和熊掌兼得”的目的，他仍然要以“凶”的面目出现在包工头们面前，通过这种方式来威慑包工头，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让他们对自己心生敬畏，在施工过程中不敢造次。

　　就工程质量而言，我们不好评说张建辉对包工头这种“凶态”的好坏。然而，对当下工程建设领域里这种张冠李戴、鱼目混珠的怪现象，我们的评说又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唯愿，永远不要再出现“豆腐渣”。

　　学者型官员之耻

　　张建辉甚至不敢将他与包工头的肮脏交易告诉妻子

　　自2007年4月30日被立案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身份角色的转变和心理落差已经将白发悄悄地遣上了刚刚50岁的张建辉的鬓角。知天命的年龄，本是从容应对世间炎凉悲喜、感知事物基本规律的人生成熟阶段，所以不能说张建辉对今天的结局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名受党教育培养多年，有着相当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识的领导干部，在整整7年疯狂收受贿赂的时间里，不会没有想过装在自己腰包里的天文数字般的赃款意味着什么。

　　正因为如此，张建辉对受贿所得，多年前就开始以假名分散存入多家银行，他与那些包工头间蝇营狗苟的往来也从不敢向妻子透露。7年的时间里，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贪官落马的新闻也曾一次次令他心惊肉跳，可是短暂的惶惑不安很快就被收受贿赂的快感抚平了。财迷心窍、利令智昏、傍在巨额赃款旁的张建辉，似乎早将党纪国法置于脑后，昏昏然不辨东西南北了。

　　归案后的张建辉突然觉察到了巨大的惊恐。在法律面前，他甚至把奢望定在“保住脑袋”这个最低的标准线上。为此，他积极主动地退出赃款，认真交代受贿事实。当然，他也期望能够通过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减少一些罪责。比如，在讯问中他曾提出，他收受的4名包工头共约83万元人民币现金的行为属私人间的友情赠与，其既未接受送钱人的请托，也未为他们谋取利益，主张不应认定为受贿；比如，在检察官和他核对受贿数额时，他会为一二十万元赃款的数字差异陡然神态激动……

　　情绪的变幻无常，反映了张建辉内心的矛盾、焦灼和挣扎。这种从未体验过的心理折磨每经历一次，他对自己犯罪的认识也就提高一步。接受讯问之余，张建辉常常向看守人员提出看书的要求，而且指明要借阅有关历史和人物传记方面的书籍，这是他这个知识分子和其他身陷囹圄者明显的不同之处。他想通过读书来调整自己，更期望通过对比传记中名人的经历，来检讨自己人生坐标迷失的轨迹。

　　前情往事成旧忆，几多蹉跎，思也悠悠，悔也悠悠。

　　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张建辉百感交集，他知道，往昔那个在一个个宏伟的城建工程前指挥千军万马的他已经成为历史的耻辱。眼前他能够做的，只能是等待法律的裁决。

　　从一名专家学者型的领导干部蜕变为一个肆意收受巨额贿赂的饕餮者，张建辉知识分子傲骨的萎缩和党性修养沦丧的教训，值得我们每一个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吸取。（检察日报　刘一山　梁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