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5月7日，山西省长治市妇幼保健院就手足口病预检、防治等知识对医护人员进行专题培训。 中新社发 姚林 摄

　　图为9月23日，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导医员”在为患者提供就医咨询。 中新社发 宋同杰 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多年来，在医患纠纷中，主流媒体相对多地同情弱势一方的患者，医生的声音鲜有受到关注。

　　这也表现在司法环节：最高法规定，从2001年开始，医疗纠纷中要施行“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要医生在遇到法庭审理医疗纠纷时，提供自己无罪的证据。如果拿不出无罪证据，就可以判定医生有罪。

　　经过“七年之痒”，这一法律解释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难——“举证倒置” 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患者权利，却把医生和患者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甚至客观上加剧了医生和患者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事实上进一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恶化。

　　本组文章期望通过换一个角度，对医患关系进行观察和调查，以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现代医学在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从而能更加“专业”地看待医患关系这一并不新鲜但仍然存在的话题。

　　一名妇产科大夫的24小时

　　“拿起拷机，就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

　　“个人爱好?个人爱好就是睡觉!”

　　“我们的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 本刊记者/严冬雪(文) 甄宏戈(摄影)

　　2008年的一个星期六，雨。上海某区中心医院住院部五楼，十七病区，妇产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一名医学院实习生的名义来到这里，随行体验了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值班经历。

　　“常规”的上午、中午和下午

　　章青医生30来岁，很瘦。她留一头短发，带着些自然卷，刘海底下配着一双圆圆的眼睛，一双手干燥瘦削，手指很长。

　　8点15分，章青走出办公室，到了十九病区的护士工作台，拽出放病历的小推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点32分，她开始查房。拿出病历，敲门，进门，逐一询问里面的产妇，查看腹部的切口恢复状况，检查子宫位置，这就是章青的一整套查房动作。十九病区的都是剖宫产产妇，每检查完一道手术切口，章青都要把产妇肚子上的腹带重新系好。

　　查房结束，9点10分，章青得以在电脑前坐下来。她登陆病历系统，开始对着病历本往电脑里输入病人情况。看着12本厚厚的病历，告诉记者：“还欠着前天的都没登记完，今天先补上那天的再说。”

　　刚把第三份病历放到电脑前，章青的拷机就响了，她起身回电话，听完通知后，下楼出了住院部，到了门诊楼三层的“特需门诊”——这里的妇产科今天无人值班，章青便顶上了。患者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里面，碰上她们去做检查的间隙，章青就翻看电脑里刚给患者开出的单子，对药量进行增减。

　　终于没有人再进诊室了，章青又检查了一遍给最后一位患者开出的单子，就趴在了桌上。“能来这里(特需门诊)的都是有钱人，今天不算忙，忙的时候一上午要看20个特需。”10点48分，章青回到住院部十九病区的办公室，继续往电脑里登记住院病人的病程记录。

　　11点多，一名医生走进来招呼章青吃饭，章青从冰箱里拿出两个盒饭——前一天中午和晚上吃剩的，急匆匆走到办公室对面的“理膳间”，翻出一只断了一个把手的铝锅，把两盒剩饭倒了进去，往里面加了些自来水，热饭。

　　饭还没有热好，接到护士的通知，章青去病房给病人换药。15分钟后，章青和她妇产科的同事们陆续从各个病区回办公室，同事帮章青捎了一盒食堂的盒饭，里面有大半盒饭，卧着两个狮子头和几根青菜。午餐时间只有10分钟，医生们快速地填满了肚子，便出了办公室回到各自的病区，没吃完的泡饭仍然搁在铝锅里。

　　章青去了趟病房，回来继续坐在电脑前登记病程记录。安静一直持续到了12点半，拷机没有再响起来。章青走回十七病区的医生宿舍——一个六七平米的小屋，爬上自己的单人床，安排记者在旁边的双层铁床上休息，自己很快就睡着了。

　　13点40分，午睡结束。章青又回到她的办公室开始登记病程，20分钟后，拷机响了，于是又下楼、上楼，来到特需门诊开始接待病人。这之后，只要拷机声一响，章青就必须马上赶到门诊楼，然后再快步走回住院楼的办公室整理堆积如山的病历记录。“拿起拷机，就要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

　　偶尔的间隙时间，她也会跟记者聊两句。问起平时有没有一点时间做些个人爱好时，章青瞪了瞪眼睛，笑了：“个人爱好?个人爱好就是睡觉!”

　　晚餐很丰盛，因为同事们从食堂打了一份砂锅辣鱼回来，五个盒饭一人一个。马上就要进入夜班了，记者问章青：晚上吃宵夜吗?她摇摇头。劝她多吃些晚饭，她跟同事们相视一笑，开起了玩笑：“低调，要低调。不能多吃，吃得越多晚上病人越多，吃得少人少，这是长期以来总结出的经验。”

　　战斗打响——黎明前的攻坚战

　　没有收拾碗筷的时间，拷机响了。17点一过，“战场”正式转移到门诊楼的急诊室。

　　这是一位见红的孕妇，章青赶紧给她做了检查，查宫口，测胎心，结论是孕妇必须去做B超和心电图，孕妇被家属搀着去做检查了。三分钟后，又送进来一个先兆流产的孕妇……急诊一个接着一个，到了18点40分，门外没有病人了，章青赶回到住院部，去特需病房、产房查房。

　　21点35分，拷机又响了，章青出办公室，坐电梯下楼，穿走廊，进急诊室。四名患者，一个接一个，都是孕妇。时至午夜。趁着一名孕妇刚去做检查还没有回急诊室，章青抽空又回了住院部。出急诊室，穿走廊，坐电梯上楼，进办公室，一路都是用小跑的速度疾走着，“三分钟，一百多步，我数过。”

　　20日凌晨的第一分钟是在急诊室度过的。直到1：55，住院部和门诊楼间的走廊上，章青来来回回匆忙的脚步声踏完了一个又一个的三分钟。

　　指针指向凌晨两点整。

　　又送走一个患者，章青听了听门外的电子排号器终于安静下来，便一下子趴倒在急诊室的桌上，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闭着眼睛轻声说:“你回我宿舍休息吧。”“那你呢?”“我就在这儿睡会儿。”章青指了指窗边的一张急救台，上面放了一床被褥和枕头。“我给你带杯水下来吧。”“不用。这会儿赶紧抽空休息一下，到两三点的时候，一些特殊业务就会来了，一般要到后半夜才会消停点儿。”因为医院挨着附近的“红灯区”，章青经常在半夜接待一些特殊职业的病人。

　　记者还是给她带了半杯开水下楼，送到急诊室，刚到门口，便碰上一位病人，拿着挂号单在妇产科急诊室前敲门。看完病，送走了病人，记者把水递给她，她喝了一小口，记者问：“是怕没时间上厕所吗?”她点了点头，一声不吭地在急救台上又睡下了。

　　凌晨3点14分，一个男人扶着大腹便便的妻子，焦急地敲响了急诊室的门……又来了一位病人，接着又是一位。送走一位病人去B超室，章青趴在了办公桌上，一直在旁边只是看着她工作的记者，连轴转20个小时熬到现在，也头昏脑胀了。章青轻声宽慰：“三到四点是最累的时候。这会儿病人们在家睡了一觉都醒了，就来医院了，过了这一段就好了。”

　　做B超的病人回来了，因为她有糖尿病，体内还有56mm的囊肿，章青给她开了进一步的心电图检查，告诉她把刚才的六项检查费共60.50元交清，再去办理住院手续。病人家属犹豫着，喏喏地走出了急诊室。另一名患者又进来了，章青又开始忙碌。

　　凌晨3点36分，一个护士打过来电话通知：那个患糖尿病需要缴清60.5元检查费然后住院的病人没有缴费，逃费走了。“又逃了一个。”章青无奈地说。医院病人逃费经常发生，产生的经济损失，一部分算在医院头上，剩下的则算在科室和值班医生的头上。

　　4点零6分，一小时前执意回家的一位病人重又敲响了章青的诊室门，她的腹痛变频繁了。这次章青没有再多说什么，病人家属催着她说：“医生，我们肯办了，办住院。”送走这位病人，章青叹了口气，看了看门外，说：“下半夜了，是消停的时候了。回宿舍安心睡觉吧。”4点30分，章青一句话也没说，手术帽都没有摘就和衣睡了。

　　愉快的换班

　　两小时后记者醒了，这时章青已经起来。6点46分，章青拿起病历本进了十七病区的产房，开始查房。查房时意外发现了昨晚逃费的病人，据护士说，这个病人四点半左右就回来了，因为疼痛加剧，乖乖缴清了费用，遵医嘱办理了住院手续，进了产房。章青听完，笑了笑，继续教年轻的父母怎样给小孩包尿布，嘱托孕妇42天内的生活注意事项。

　　半小时后，章青查完产房出来了，哼着歌儿，话也多了起来。剩下的工作只有十九病区的例行查房，然后交班——24小时的工作就要结束了!

　　从十九区的护士台里推出小推车，章青带着12本病历，又开始逐个敲响她的12位病人的房门。7点58分，查房完毕。

　　推着小车进办公室的时候，章青有点兴奋，“开天辟地第一次在8点前查完房!昨天一晚上只接了5个病人住院，做了一台手术，还是别的病区医生做的。以往忙的时候，值一个急诊夜班，我要接待15个病人，做5台手术。有一个礼拜天，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一直在手术室里面待着，我那个恨呐，就算是骡子是马也该歇歇!”她认为昨晚雨大是看急诊的病人少的主要原因。

　　她接着说，赶上忙的时候，值完夜班还不能下班，因为病人太多而无法结束工作，于是要继续工作第二个24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医生会说“医生的全日制工作很可能不是24小时，而是48小时”。不仅如此，万一出了差错，值班医生还要挨领导批评。“经常有医生累得坐在椅子上哭。”章青盯着手中的病历本，说，“我们的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星期日，早晨8点整。换班的医生来了，医生们集中在十七病区产房外的办公室里，准备交班。对面的小浴室里，熬了一宿的护士们正在匆忙进出。记者问章青：“你平时也会洗个澡再回家吧?”“要看我有没有力气洗。”她说。